那场雪化了之后，榆树巷尽头那间没有门的青砖房，就再也没有冷清过。
每日卯正，太阳刚爬上村东那排白杨树梢，院墙豁口处便会准时探进几颗小脑袋。先是赵守田，他住得最近，总是最早到；然后是住巷中段的周二毛、周三栓兄弟俩；再然后是村西的刘杏儿——她是这群孩子里唯一的女娃，个头最小，却来得最准时，风雨无阻。
林越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，膝头搭着那条旧羊皮褥子。他不说话，只是望着那些小脑袋一颗一颗从豁口处冒出来，像春天雨后从土里钻出的蘑菇。
孩子们起初还有些拘谨，站在廊边不敢动，等先生开口。后来不知从哪天起，拘谨就悄悄化掉了。
赵守田头一个学会往廊下草墩上坐，坐下去时还会把自己的草墩往旁边挪挪，给后到的人腾地方。周二毛学会了一边落座一边从怀里掏出头天晚上削好的炭条，整整齐齐码在矮几角上。刘杏儿学会了一进门先朝先生的方向轻轻一福——那是她娘教的，她娘说先生是村里的大恩人，见着要行礼。
林越没有说过“不必多礼”，也没有说过“就该如此”。
他只是靠在藤椅上，看着他们做这些事，有时微微点一下头，有时连头也不点，只是嘴角那道细浅的纹，轻轻往上牵一牵。
那纹太淡了，淡得像雪地上快要化掉的一道痕。可孩子们就是能看见。
赵守田说：“先生今儿高兴。”
周二毛问：“你咋知道？”
赵守田说：“先生嘴角动了。”
几个孩子一齐扭头朝廊下望去，林越的嘴角已经恢复如常，看不出任何动静。可他们还是信了，一个个小脸绽开笑，比院墙豁口外那片冬日的阳光还亮。
课是没有固定内容的。
林越从没说过“今天教这个，明天教那个”。他只是靠在藤椅上，有时指着棉田的方向问一句“你们知道棉花开花后多少天能摘”，有时拿起赵守田带来的算盘拨弄几下问“谁能在一炷香里把这笔账算清”，有时从水生手里接过一截树枝，在地上划几道杠杠，让他们数。
孩子们最喜欢的，是“考先生”。
这个规矩是赵守田发明的。头一天上课，他壮着胆子问：“先生，您啥都知道，俺能不能考考您？”
水生刚要开口斥他没大没小，林越已经点了点头。
赵守田想了半天，问出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：“俺家那只芦花鸡，天天下蛋，就冬天不下。俺娘说鸡歇窝，俺想问问先生，鸡歇窝的时候，喂点啥能让它接着下？”
林越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靠在藤椅上，阖眼片刻，像在翻一本看不见的书。
然后他睁开眼，说：
“天冷日短，鸡歇窝是自然之理，不必强求它下蛋。你若实在想喂，把谷糠拌点温水，撒几粒碎苞谷，别喂太饱。喂饱了它光吃食不下蛋，更亏。”
赵守田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，回去照办。那只芦花鸡整个冬天果真隔三差五还能捡着蛋，虽然不如春夏多，但也够他家过年包饺子了。
这事传开后，孩子们的眼珠子都亮了。
原来先生真的什么都知道！
原来真的可以考先生！
于是“考先生”成了每日必修课。周二毛问过“为啥井水冬暖夏凉”，周三栓问过“天上的云为啥有的白有的灰”，刘杏儿问过“棉苗长虫时能不能用草木灰水喷”。
林越一一答了。
答得极简，有时只是一句话，有时只是在地上划几道杠杠示意。可孩子们就是能听懂，听懂了就牢牢记在心里，回家说给爹娘听，第二天再来问新的。
有一回，周二毛问了个从没想过的问题：
“先生，您咋啥都知道？”
林越望着他，没有答话。
廊下静了片刻。
周二毛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脸涨得通红，低头绞着衣角不敢再吭声。
林越忽然开口：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比你们差远了。”
周二毛猛地抬起头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
孩子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信这话。
先生怎么可能啥都不知道？先生可是连州城来的大官都要请教的人！
林越没有解释。
他只是望着院墙豁口外那片冬日灰白的天，望着那棵落尽叶子、光秃秃戳在风里的枣树苗，望着那些不知从哪里飞来、落在枝丫上蹦跳的麻雀。
“我十二岁的时候，”他轻轻说，“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。”
赵守田不信：“咋可能！”
“真的。”林越的声音很淡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“有一回我娘让我去割韭菜，我割回来一筐麦苗。”
孩子们哄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有的捂着肚子，有的直拍草墩。
林越没有笑。
可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，又轻轻往上牵了牵。
“后来我慢慢学。学了一辈子，也就学了这么一点。”他望着那些笑得东倒西歪的小脑袋，“你们现在比我那时候强。至少，你们分得清韭菜和麦苗。”
赵守田抹着笑出来的眼泪，大声说：
“俺不光分得清，俺还会种！俺爹教的！”
周二毛不甘示弱：“俺会算账！先生教的！”
周三栓憋红了脸：“俺、俺会数数！从一能数到一千！”
刘杏儿声音最小，却清清楚楚：
“俺会记账了。俺娘说，明年让俺管家里的卖菜钱。”
林越靠在藤椅上，望着这群你一言我一语、争相“炫耀”本事的半大孩子。
日光从廊檐斜斜落下来，落在他们黑亮的头顶，落在他们攥着炭条的手指上，落在矮几边那叠越用越厚的桑皮纸上。
他忽然想起三十五年前，乱石村那个土墙歪斜的小院里，也曾有过这样一群年轻人。
那时他们围在他身边，问的也是这些：
“先生，这犁铧咋改才能更好起土？”
“先生，棉花啥时候下种最合适？”
“先生，俺家那块地总涝，能不能改种别的？”
那些人如今都老了。
有的已经埋进了村后的土坡。
可他们的儿子、孙子，又围到他身边来了。
问的还是这些。
学的还是这些。
日子就像村口那盘老碾子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磨碎了多少岁月，却把最要紧的东西，一粒一粒留了下来。
冬月十九，秦文远从州城来了一趟。
他是来送信的，顺便看看师父。马车停在村口，他一路走进榆树巷，远远就听见一阵叽叽喳喳的笑闹声。
走近了，他愣住。
廊下蹲着、坐着、趴着七八个半大孩子。最小的那个趴在青石板上，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杠杠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大些的几个围在矮几边，有的在算账，有的在翻一本破破烂烂的旧账本——那是赵守田带来的，他家历年卖棉的账目，上头密密麻麻记着他爹看不懂的数字。
师父靠在藤椅上，膝头搭着那条旧羊皮褥子，阖着眼，像是睡着了。
可秦文远知道他没有睡着。
因为每当有孩子报出一个数，或者算完一道题，师父的嘴角便会微微动一下。
那纹太淡了，淡得像雪地上快要化掉的一道痕。
可秦文远看见了。
他没有进去。
他站在院墙豁口外，望着那群围在师父身边的孩子，望着师父靠在藤椅上那道苍老却安稳的侧影，望了很久。
然后他把那封信轻轻放在豁口边的石阶上，转身离去。
水生追出来：“秦师哥，不进去坐坐？”
秦文远摇了摇头。
他走出榆树巷，走出村口，走出那棵老槐树的荫凉。走出很远了，他又回过头来。
乱石村静静的卧在冬日的暖阳里。炊烟从青灰的瓦顶升起，一缕一缕，歪歪斜斜。村口老槐树下，几个老人坐在条凳上晒太阳。
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师父说过的一句话。
那时他问师父，您这辈子最想做的是什么？
师父望着窗外那片刚平整好的试验田，说：
“想让更多的人，会种地、会算账、会看图纸。”
如今，那些人里，有了这群孩子。
秦文远站了很久。
然后他翻身上马，沿着那条通往州城的官道，渐渐远去。
马蹄声嘚嘚，像轻而稳的心跳。
腊月里，雪又落了两场。
孩子们来得更勤了。农闲时节，家里大人不催着干活，他们恨不得从早到晚都窝在先生院里。
赵守田学会了自己削炭条，削得又尖又好，匀给周二毛他们用。周二毛学会了一种新的记账法，把家里的鸡鸭数目、卖蛋收入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，他爹逢人就夸。刘杏儿学会了一手工整的小楷，虽然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画都是照着先生教的“横平竖直”来的。
最小的那个——赵守田的弟弟——还是趴青石板，拿根树枝划杠杠。
他已经能划出一百多道杠，每道杠对应一个数。先生说他比州城蒙馆的孩子还强，那些孩子只会背《三字经》，不会数数。
他不懂啥叫蒙馆，只知道先生夸他了，心里美得像过年吃了糖。
腊月廿三，小年。
水生一大早就起来扫雪，把廊下那块青石板扫得干干净净。赵老根的儿媳送来一盆刚蒸好的粘豆包，说让孩子们尝个鲜。
林越靠在藤椅上，望着那些围在廊下吃豆包的小脑袋。
豆包太烫，孩子们一边吹气一边往嘴里塞，烫得直咧嘴，还是舍不得停嘴。赵守田把自己那个掰成两半，小的那半塞给弟弟，大的那半又掰开，分给周二毛一块。
林越看着那些分来分去的碎豆包，看着那些沾在嘴角的豆沙，看着那些被烫得直吸溜却还在笑的小脸。
他闭上眼。
阳光落在他的眉骨上，落在搭在膝头那条旧羊皮褥子上，落在他青筋虬结、安静交叠的手背上。
院里很闹。
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像春天刚出窝的雏燕，挤在檐下，你挤我、我挤你，谁也不肯安静一刻。
可他觉得，很静。
那种从心底漫上来的静。
水生收拾完灶房，出来一看，愣住了。
孩子们还在吃豆包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师父靠在藤椅上，阖着眼，嘴角那道细浅的纹，轻轻往上牵着。
他在笑。
水生站在那里，望着师父那张瘦削的、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，望着那丝若有若无的、从心底漫上来的笑。
他没有出声。
只是悄悄退回灶房，把门轻轻掩上。
院里，日头正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