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遁没有回答李清照的问题。
他只是看着李格非，声音沉稳：“李校书怎么看这份手稿？”
李格非深吸一口气，将稿纸凑近灯下又看了一遍，缓缓开口：
“从内容看，这应该是一份写于元丰末年的奏疏，主旨是弹劾岐国公（王珪生前封岐国公）。
但它若是当年上过奏的，两年之内的奏疏应存于各部架阁库，八年以上的应移交金耀门文书库。（中国自古以来，档案管理都很严格，这也是修史传统的一部分。）
元丰末年距今已十二载，若真有此疏，原稿必在金耀门文书库。“
他看了看苏遁，摇了摇头：
“苏郎君恐怕没有能力从金耀门文书库偷出一份十二年前的札子。”
又将稿纸放在鼻子下仔细闻了闻，
“况且，这纸虽作过旧，上边的墨迹，颜色、质地、墨迹的沁润程度，都像是近日才写成的。”
他最终下了结论：“所以，这是一份近日伪造的旧札子。”
李清照越听越气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指节都泛了白：
“谁这么恶毒？伪造十二年前旧奏，就为了构陷外祖父一家？”
苏遁看着李格非，说出一个名字：“御史中丞黄履。”
李格非的眉头猛地一沉。
黄履，现任御史中丞，章惇的铁杆同党。
元佑年间，时任右正言的谏官刘安世，将蔡确、章惇、邢恕、黄履四人并称为“四凶”，认为他们结党营私、祸乱朝纲。
当年蔡确、章惇相继被贬，黄履跟着外放，几近湮没无闻。
而绍圣初年，章惇拜相，黄履竟能重回御史台，再掌言路。
这份任命背后的含义再明白不过——
章惇需要一把指哪打哪的刀，而黄履需要一座靠山。
两人各取所需，一拍即合。
黄履要弹劾的人，都是章惇授意的。
所以，不是黄履要对王珪下手。
是章惇。
李格非想到这里，后背已是一片冰凉。
章惇让黄履伪造弹章，为的，是争“定策”之功。
王珪是元丰末年的首相。
按国朝惯例，只有首相能奏请建储。
当年神宗病危，王珪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，这是录入起居注、昭告天下的定策之功。
所以王珪死后哀荣备至，王家子孙无论长幼，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孙辈，全数得了荫封。
（《宋史全文》绍圣二年九月，监察御史常安民上奏“朝廷凡事不用元佑例，至王珪家荫孙五人，皆珪身后（死后）所生，乃引元佑例许奏荐。”意思说，宋哲宗亲政后，“凡事不用元佑例”，结果却“引元佑例许奏荐”，给王珪家五个孙子特恩荫封。此时，宋哲宗还是承认自己继位王珪是首功，所以非常优待。）
天子亲政后，还特地为王珪在京中赐了宅邸。
这是天大的荣耀，王珪虽然住不着了，可王家子孙住在御赐的宅子里，旁人见了，总还要高看三分。
但这份伪造的旧奏，就是要否定王珪的这份“定策”之功，而把定策之功转移到时任次相的蔡确，和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头上。
奏疏里那句“珪语李清臣云，彼家事，外庭不当与知”，直接把王珪写成了在神宗病榻前首鼠两端、不肯力请立太子的逆臣。
更毒的是“阴交高遵裕，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”这一句，就差明晃晃地写王珪有废立之意。
当时先帝病危，延安郡王年幼，岐王嘉王年长，所谓“传达语言”，就是暗指王珪替高太后试探外臣的口风。
只有王珪“怀二心”，蔡确和章惇，才有理由走到前台“力挽狂澜”。
如今蔡确已入土七八年，这份定策之功若落到他头上，最多不过一个死后哀荣；
可对章惇来说，却是一笔可以吃一辈子的政治资本。
当年韩琦因拥立英宗、神宗两朝天子，被御赐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”碑额，整个韩家富贵至极，韩琦的幼子韩嘉彦，还成了宋神宗的驸马。
韩家从此不再是普通的文臣家族，而是跻身与国同戚的皇亲国戚之列。
以章惇这般看重权势的人，岂能不眼热？
章惇既然决定出手，肯定不止靠黄履这一封伪造的奏折，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。
王家若是毫不知情，猝不及防，恐怕在劫难逃。
李格非心下骇然，面色已不自觉地沉了下来。
他定了定神，语气诚恳了几分：“多谢苏郎君告知此事。此事老夫会尽快知会王家，让他们早做防备。”
“怎么防备？”苏遁反问。
李格非一怔。
“据晚辈所知，岐国公五位公子，只有大公子中了同进士，如今外任不在京中。（宋朝普通人不会被称“公子”，因为王珪被封岐国公，所以王珪的儿子能够称为“公子”。苏东坡也在诗里称王诜诗“风流贵公子”，因为人家真的是国公之子。）
眼下在京里的三公子、四公子，都是恩荫出身，在清水衙门里挂个闲差，既无权势，也无实职。
他们连上书都未必能递到御前，更不要说与御史中丞黄履正面相抗。”
苏遁的语调不疾不徐，一句比一句沉：
“况且，人家造假必定造全套。
眼下朝廷的诉理局正在编类元佑章疏，黄履大可以让同党把这份伪造的旧奏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，再由诉理局的人来‘发现’这份奏折，上报上去。
王家若是贸然上书自辩，非但伤不到黄履分毫，反倒会被反咬一口，说他们诬陷大臣。”
苏遁顿了顿，“何况，黄履和岐国公往日无怨，素日无仇，否定了岐国公的定策之功，对黄履并没什么好处。
从奏折内容看，是要推崇蔡确、章惇的定策之功，蔡确已死，显然，这封奏折，定是章惇让黄履伪造的。
绍圣之初，章惇圣心独宠、乾纲独断，朝中无人能撄其锋芒。
可现在，局势变了。
蔡卞与兄长蔡京联手，私下密结党羽，阴谋夺权；
曾布也时常在御前独抒己见，与章惇唱对台。
天子逐步掌控朝政，对章惇的信任，也不再像亲政之初那般毫无保留。
时日一久，章惇独相的局面，恐怕岌岌可危。
章惇岂是坐以待毙的人？他此次谋夺定策之功，必然筹谋周全，不容有失。
若是硬碰硬，直接揭发，只怕王家会死无全尸。”
李清照急了：“那怎么办？不能直接揭发，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？”
苏遁笑了笑，安抚他：“自然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只需要‘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即可。”
李格非疑惑追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苏遁敲了敲桌上的草稿：“他们可以伪造旧奏，王家也可以。”
李格非目光一凝：“你是说？”
苏遁点点头，声音平静而清晰，“伪造几份王岐公当年力请立太子的奏稿，用他生前的笔迹。
做好之后，利用王家旧有的人脉，设法藏进金耀门文书库。
然后，由王家人上书，就说在家整理王相国遗物时，发现了这些奏稿的草稿。”
“上书的时候，要拿这些草稿来求恩荫，为刚出生的孙子求官，或者为待嫁的孙女求封号，皆可。
就说王相国有此定策之功，朝廷应当恩荫其后人。
做得越像是贪图恩荫，越不会有人怀疑是有意伪造。”
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：
“还有，做戏做全套，孤例不证。王家还可以给王禹玉公编出一份《日录》来。
（《日录》即日记，宋朝当大官的很喜欢写日记，王安石《日录），司马光《温公日记》，曾布《曾公遗录》，包括苏东坡的《东坡志林》其实也算日记。）
不用写太多，只用写元丰末年到元佑初年那段时间，就说其它的没注意，被当成废纸卖了，只留存了这么多。
到时候，《日录》和奏疏相互印证，天衣无缝。
黄履再想诬陷，也无处下手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加重：“最重要的，是要快！”
李格非听完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他看着苏遁，像是在重新打量这个年轻人。
今夜之前，他只知苏家九郎诗词豪迈，满腹才情，有乃父之风，又读过他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知道他学问渊博、学识高迈。
可此刻，他心里翻涌的却是另一层更深的震动。
这个十四岁的少年，能拿出黄履伪造奏疏的手稿，这本身便不是一桩简单的事。
御史中丞的文书草稿，岂是寻常人能弄到手的？
苏家满门贬谪，在朝中早已无人，苏遁入京才多久？
他背后必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力量，而这力量的布局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更让他吃惊的是苏遁的反应。
换作别的少年，拿到这样一份足以震惊朝野的密稿，要么惊慌失措，要么义愤填膺。
可苏遁没有。
他不但冷静地看穿了这份奏疏背后真正的杀招，还想好了应对的每一步。
伪造旧奏、藏入库房、上书求官、编《日录》作旁证，精密周全，把敌人可能的后手都算到了。
这哪里像一个十四岁少年？
这等心机，这等手段，假以时日，只怕又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物。
不，他已经在翻云覆雨了。
“苏郎君，”
李格非缓缓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审慎，“你为什么要帮王家？你想得到什么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