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遁静静地听完叔父的话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“叔父，侄儿必须去汴京。”
苏辙眉头皱起：“为何？”
苏遁看着他，目光平静而坚定：“因为侄儿需要的，不是‘避风头’。”
“侄儿需要的，是让这套理论，传遍天下。”
“留在筠州，着书立说，固然安全。”
“可书要传出去，要让人看到，要让人信服，要成为‘天下之公器’，就必须走出去。”
“汴京是天下士子汇聚之地。”
“那里有最聪明的头脑，最激烈的争论，最挑剔的眼光。”
“侄儿这套理论，若能在汴京立住脚，那才是真的立住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依旧平稳：“叔父方才说的那些风险，侄儿也都想过了。”
“天子多疑，章惇狠辣，朝堂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攻击苏家的机会。这些，侄儿都知道。”
“可正因为知道，侄儿才更要去。”
苏辙看着他：“怎么说？”
苏遁道：“昨夜之前，侄儿只是‘苏轼之子’。那些人要攻击侄儿，只需要说一句‘元佑余孽’就够了。”
“可昨夜之后，侄儿是‘一代儒宗’。”
“要攻击一个‘一代儒宗’，就不能那么简单了。”
“他们得拿出真本事来，得在道理上驳倒侄儿，得在学问上胜过侄儿。”
“否则，天下士子不会答应。”
他微微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笃定：
“叔父，这才是侄儿为自己打造的铠甲。”
“不是权势，不是财富，是这套理论，是这套学问，是这千千万万愿意相信这套理论的人。”
苏辙沉默了很久，半晌问道：“所以，昨夜你并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早有筹谋？”
苏遁微微一笑：“是，也不是。”
“侄儿那些话，虽然是临时讲的，但那套东西，却不是临时想的。”
苏辙目光一凝。
苏遁起身，朝院中侍立的高俅招招手。
高俅进了书房，向苏辙行了礼，将怀中的包裹放在了书桌上，然后退了出去。
苏遁解开包袱系绳，里面是一叠厚厚的文稿。
最上面是一篇《原道》。
开篇赫然写着：
“道者，何也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。先王之道，本于人情，达于物理，成于法度，行于教化。”
……
“然物理者，非独典章制度之谓也。天地之大，草木之微，鸟兽之动，器物之变，莫不有理。格之则知，知之则用，用之则利。此所以开物成务、利用厚生也。”
……
“盖君子之为政，立善法于天下，则天下治；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。”
……
第二篇《原性》：
“性者，心之体也，未发之中；情者，心之用也，接于物而后动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”
……
“心者，万事之本。治天下当以治心为本。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。”
……
第三篇《原人》：
“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；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”
……
第四篇《论学》
“学者，效也。效者，格物理以明其然；习者，履践也。格物理而后能知，履践而后能行。知行合一，学之成也。”
……
“学者，学以致其道也。学不足以经世，则学之何益？
经术者，所以经事务也。果不足以经事务，则经术何赖焉？
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……”
……
第五篇……
第六篇……
……
苏辙一份一份地翻着这些文稿，越翻心里越惊。
“盖君子之为政，立善法于天下，则天下治；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周公》；
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洪范传》；
“性情一也”“人生而有之，接于物而后动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性情》；
“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；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字说》；
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”出自王安石的《上人书》；
“经术者，所以经事务也”是王安石当年奏对神宗皇帝的话。
……
苏遁的文章里，处处可见王荆公“新学”的影子——
那对“经世致用”的强调，对“开物成务”的推崇，对“法度”与“心性”关系的处理，分明是借用了王荆公“新学”的框架。
可奇妙的是，这些王学的骨架，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，最后长出来的，却是全然不同的东西。
《原道》里，他借用了王安石“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的说法，却又表示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”，强调“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于人间，合乎人心而已”。
荆公讲立法，他讲行法；
荆公讲法度，他讲人心。
《原性》里，他借荆公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之说，阐述自己的“致良知”，对接自己的“知行合一”。
然而，荆公讲“修心”，是为了治身，为了为政，为了治天下。这是外王的功夫。
苏遁讲“致良知”，也是要治身，却并不非要“为政”，他说，百姓日用即为道。
不是非要当官，只要能博施济众，做什么都是行圣人之道。
荆公的“心”，是工具；
苏遁的“心”，是目的。
荆公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，是为了培养能吏，为了变法图强。
苏遁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，是为了“格物致知”，格的不只是经籍典章，更是天地万物。
草木虫鱼、舟车器械、农田水利——
凡物皆有理，凡理皆可格。
还要有良知，还要知行合一，还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身、验知、成德。
荆公的“经术”，是通向治国的门；
苏遁的“格物”，是通向万事的路。
最让苏辙震撼的，是《原人》里的论述。
苏遁借荆公“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”之说，却接着写道：
“故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人每日格物，每日致知，每日新其德，故日日新。
国除积弊，立新法，新其政，故亦日日新。
然新故相除者，非必向好也。
天有阴阳，晴霁之后或继以风雨；
人有进退，成德之后或堕于怠忽。
新者未必善，故者未必恶。
唯有格物以致其知，察其所以然，辨其所当然，则知何者为当除，何者为当立，何者为当因，何者为当革。
故君子之治学也，必究其理；君子之治政也，必循其道。
理明则知所取舍，道得则知所从违。
实事求是，各因其宜，则新故相除，皆归于善矣。”
……
荆公讲“新故相除”，是为了证明变法是顺天应人。
苏遁讲“新故相除”，是为了让人明白——
变化本身无所谓好坏，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。
掌握规律，实事求是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——
这样，变化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否则，变了也白变，甚至可能变得更糟。
苏辙拿着文稿的手微微发颤。
这孩子，是故意的。
他把王学的框架、王学的概念、王学的术语，都拿来用。
可填进去的，是自己的东西。
他这是借王学之势，行自家之道。
王荆公“新学”如今是官学正统，是“绍述”的旗帜。
他这套学问里处处援引王学义理，一脉相承，又推陈出新。
日后若有人要攻讦他，就得先掂量掂量——
这到底是在驳斥苏遁，还是在质疑王荆公？
这孩子，不只是想好了理论，连怎么让这理论活下去，都想好了。
苏辙放下文稿，抬起头，看着眼前的少年。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他稍显稚嫩的脸上。
苏辙忽然想笑。
蔡卞要是知道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写了这么一套东西，处处援引荆公，处处借荆公的话说自己的理，却处处翻出新意，只怕要坐不住了。
这孩子，是来抢“王学正统”这块招牌的。
抢得光明正大，抢得理直气壮。
蔡卞身为王荆公的女婿，自诩王学正宗。
可他根本就没用心做学问，不过是借荆公之名，行揽权之实。
而苏遁这套东西，是真的把荆公的学问消化了、吸收了，然后往前走了一步。
蔡卞拿什么跟他比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