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梦得首先拱了拱手，声音清朗：“学生试答。杜甫《赠毕四曜》诗云：‘街头酒价常苦贵，方外酒徒稀醉眠。速宜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。’
依此看来，唐朝酒价，斗直三百。”
苏遁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又看向下方问道：“有人有不同答案吗？”
孙山高高举手，声音响亮：“学生孙山！有不同答案！”
孙山？
苏遁心中一动，难得起了几分好奇——
这莫非就是“名落孙山”的那位孙山？
他面上不动声色，抬手示意。
孙山站起身来，恭敬道：“李白诗云：‘金樽美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直万钱。’
王维有‘新丰美酒斗十千’，
白居易‘共把十千沽一斗’。
可见斗酒十千，才是唐人常言。
杜诗三百之说，恐是特例。”
此言一出，台下顿时议论纷纷。
又一个学子站起来，引崔国辅“与沽一斗酒，恰用十千钱”。
再一个引陆龟蒙“十千沽一斗”。
此起彼伏，皆是“十千”之说。
孙山待众人声息稍平，笑着补了一句：“若依杜诗，就杜少陵沽处贩酒，向陆龟蒙处卖，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？”
众人哄堂大笑。
叶梦得却摇了摇头，正色道：“诸位所引虽多，却未必是实。曹子建《名都篇》云：‘归来宴平乐，美酒斗十千。’
曹子建才高八斗，其文譬人伦之有周孔，麟羽之有龙凤。
唐人最喜袭用其语，未必是实记酒价。
而杜诗号称‘诗史’，其言斗直三百，恐更近实。”
古堇从人群中站起来，接口道：“叶兄所言有理，然亦未尽然。
北齐卢思道曾言：‘长安酒钱，斗价三百。’
杜诗‘酒价苦贵’乃实语，‘三百青钱’恐亦是袭用成语耳。”
双方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台下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有人引经据典，有人据理力争，场面一时热闹得像集市。
苏遁站在台上，含笑听着，既不打断，也不插话。
直到众人的声音渐渐低下去，目光重新落回他身上，他才缓缓开口。
“诸位方才所言，都很有理。善于从书中寻找答案，这是读书人的本分。”
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“可是，假如杜甫、李白、王维、陆龟蒙等人记录的皆是实情，他们又大致是同时期人，为何记录下的酒价如此悬殊？
同一壶酒，岂有斗直三百与十千并存的道理？”
众学子再次陷入沉思，交头接耳。
有人道：“想必是地域不同。长安的酒价，和扬州的酒价，岂能一样？”
另一人接话：“不错，街边小肆之酒，与曲江流饮之酒，价格自然天差地别。”
又有人道：“年份也有关系。丰年谷贱，酒价便低；荒年粮贵，酒价便高。杜、李、白、陆诸公，未必同岁同地。”
众人纷纷点头，渐渐达成共识——
斗酒三百与斗酒十千，可能都对，只是时、地、质各异罢了。
苏遁点头赞许：“诸位能跳出书本，想到时、地、质之异，这便是格物之学的第一层功夫——
不预设立场，不执一端以非他端。
先问‘为什么不同’，再求‘不同在何处’，然后方论对错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语气一转：“说到预设立场，苏某倒是有一桩糗事，不妨说与诸位听听。”
众人好奇地竖起耳朵。
苏遁笑道：“吾幼年在汴京读书时，曾与几位同窗结‘求真社’，立志要证伪《古文尚书》。
那时我心中早已认定它是假的，便四处搜罗证据，但凡找到一条，便如获至宝，恨不能立刻昭告天下。
结果呢？
每一条证据，都被同窗们轻描淡写地驳倒——
有的引《汉书》，有的举《后汉书》，有的论先秦引书之例。
驳到最后，一条不剩。
我才知道，不是我证据有力，是我读书太少，先入为主，把疑点当成了铁证。”
台下有人轻笑，有人若有所思。
苏遁摇头自嘲：“可见格物之先，先要格自己的‘心’。
心有偏私，则视物皆偏。
子曰：‘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’
这‘四毋’，正是读书人下笔之前当先念的咒。”
众人敛容静听。
苏遁又道：“方才诸位以诗证酒价，还犯了第二个问题——选错了文献。
诗者，情之所发，志之所之。
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
但以诗证史，终究隔了一层。
正如叶兄所言，曹子建‘美酒斗十千’之语，唐人袭用者众，未必是实。
杜诗号为‘诗史’，然终究是‘诗’，非史也。”
他看向众人：“那么，唐朝酒价究竟当以何书为准？
吾以为，当以《唐书·食货志》为准。
诸位可有人知道，《唐书·食货志》中记载的酒价为几何？”
台下鸦雀无声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竟无一人能答。
这些学子读的是经义、诗赋，为的是科举，谁会去看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？
纵使看了，也不会去记一个小小的酒价啊！
苏遁也不为难，自问自答：“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载：乾元三年，复禁民酤，以佐军费，置肆酿酒，斛收直三千。
一斛十斗，斗直三百。
又载：贞元二年，复禁京城、畿县酒，天下置肆以酤者，斗钱百五十。”
此言一出，台下惊诧一片。
众人面面相觑，低声议论：“苏先生连《食货志》都烂熟于心，这等博闻强识，真非常人所及。”
有人叹道：“我等读书，只知经义诗赋，何曾留意过这些？难怪苏先生能开宗立派。”
苏遁对众人崇拜的目光不以为意，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杜甫《赠毕四曜》诗中说“东家蹇驴许借我，泥滑不敢骑朝天。”
可见杜甫此时在京城，并在朝为官，杜甫一生在朝为官，仅在乾元元年任左拾遗时。
故而，《赠毕四曜》这首诗应是乾元元年所写。
乾元元年与乾元三年相差不远，酒价应该用相差不远。
所以，杜甫所写“速宜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”，非袭用成语，乃是实写。”
台下再次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
有人悄声道：“杜甫当过左拾遗，这我知道。可他哪一年当的，谁记得？”
旁边的人摇头：“别说哪一年，我连左拾遗是几品官都不知道。”
又一人接口道：“苏先生不但记得乾元元年，还能从一首诗里推敲出写作年份，再跟《食货志》对榫——
这书读得也太细了。”
苏遁对众人的惊诧不以为意，只微微一笑，话锋一转：“然而——
为何乾元三年，一斗酒直三百，二十六年后的贞元二年，酒价竟跌至斗钱百五十？
诸位可有人能推测一下背后原因？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等着有人接话。
古堇略一思索，举手答道：“乾元年间，正值安史之乱，天下板荡，物资匮乏，粮贵则酒贵，故斗直三百。
至贞元初，乱事渐平，虽未尽复承平，然比之乾元年间，已安定许多。谷贱则酒贱，故价落。”
苏遁赞许地点头：“古秀才所言极是。王荆公有诗云：‘百钱可得酒斗许，虽非社日常闻鼓。’
荆公所言，乃本朝承平之时，酒价较之晚唐又低了许多。
可见自唐末五代至今，四海渐定，生民渐安，粮价既平，酒价亦随之而落。
此非上天眷顾，实乃祖宗积德、朝廷爱民、百官勤政之所致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