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丽雅想多了解了解荀长林。
这事儿对她来说易如反掌。
早上，他和他媳妇吃完饭去上班，白丽雅便隐了身形，穿墙而入。
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，
茶几上那套白瓷茶具摆得整整齐齐，烟灰缸洗过了，倒扣着。
她先在客厅转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找着。
又去厨房看了，柜子里有米有面有油，还有肉有蛋。
白丽雅东找找西看看，终于，她在床底下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旧皮箱，
落满了灰，锁扣锈迹斑斑。
她把皮箱拽出来，撬开锁扣。
里头有三本笔记本，硬壳的，黑色塑料皮，封面磨得发亮。
她翻开第一本，扉页上写着一行字，
“荀长林日记，1965年元月。”
字迹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你别说，荀长林这手字儿写得不错。
第一本日记从1965年开始。
那一年他刚调到和平公社当副书记，意气风发，觉得前途无量。
日记里写他每天干啥、见谁、说啥话，流水账似的。
翻到三月份，有一页写得很长。
他去其他公社学习，在一个叫靠山屯的村子里，遇见了一个女知青。
姓林，叫林小梅，上海来的，插队三年了。
他在日记里写她，
“扎着两条辫子，脸晒得黑红黑红的，
可眼睛亮得很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跟村里那些野丫头不一样。”
他写自己“心里头怦怦跳”。
白丽雅盯着那几行字，手指头捏着纸页，捏得发白。
往后翻。
四月，他又去了一趟靠山屯，说是调研春耕，其实是去看她。
他在日记里写，
“她又瘦了些，衣裳上打着补丁，可还是好看。”
五月，他调她去公社卫生所当临时工，说是照顾知青，其实是想天天看见她。
他在日记里写，
“她来报到那天，穿了一件碎花衬衫，
洗得发白了，可干干净净的。
我心跳得厉害，不敢多看她。”
六月七号那一页，字迹潦草，有好几处涂改的痕迹。
他写。
“今天喝了酒，没忍住。她哭了一夜。”
第二天写，
“她说不告我，就是以后别去找她了。”
又过了几天写，
“她又哭了，说对不起家里人。”
再往后，写的是，
“她怀孕了。我让她去处理掉，她不肯。”
然后是，
“我打了她一巴掌。”
白丽雅翻到下一页。
这一页只有一行字，写得很重，钢笔尖把纸都划破了，
“她死了。跳井。捞上来的时候，肚子已经大了。”
往后好几页是空白的，隔了好多天才又开始写。
他写，
“我梦见她了。站在井边上，浑身湿淋淋的，看着我，不说话。”
又写，
“她家里人来了，哭了一场，把她的东西拿走了。
谁都不知道孩子是我的，都传她不正经，乱搞男女关系。”
白丽雅把那页翻过去，手指头在发抖。
第二本日记是1970年到1973年的。
这一本里开始出现孙副县长的名字。
他写，
“老孙调我去县里开会，会后留我吃饭。
他问我公社的情况，我说了说。他听着，没表态。”
后来又写，
“老孙让我帮他办点事，化肥指标的事。我办了。”
再往后，写的是，
“老孙提拔我了。他说，跟着他干，亏不了我。”
他写他怎么帮孙副县长倒卖化肥。
“指标从县里批下来，我转给苟长富，苟长富卖给下面的生产队。
差价三成，我拿一成，老孙拿两成。
钱不过我的手，苟长富直接送到老孙那儿。”
他写他怎么指使马德禄去倒卖柴油。
“马德禄这个人贪，给他点甜头就什么都肯干。
柴油从农机站走，他负责运输，半路上截下来，卖给私人油贩子。钱对半分。”
他写他跟盛天财怎么合作。
“盛天财管供销社，手里有货。
布匹、糖、烟酒，从他那走，加价三成卖出去。
他怕出事，每次都要我签字。
我签了，出事了有我顶着。”
第三本日记是1974年到1976年的。
他写，
“老孙说，再干两年，把我调回县里。”
又写，
“家里换了新家具，媳妇高兴了好几天。我说是借的，她信了。”
写到苟长富的时候，他写，
“苟长富这个人，能用，不能信。
他知道的太多了。那批棉花的事，让他顶在前面。
出了事，他扛着。”
写马德禄，
“马德禄比苟长富听话，可也贪。
给他的钱够了，他就老实。”
写盛天财，
“盛天财胆子小，每次分钱手都抖。可他不贪，我反倒不放心。”
最后一页，日期是1976年冬天。他写，
“苟长富被抓了。那批棉花的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咬我。
老孙说没事，他顶着。可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白丽雅把那本日记合上，攥在手里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她在荀长林家站了很久。
白丽雅再次翻找了一遍，除了钱、票证，和屋内的摆设，没有翻出其他的东西。
她把那三本日记揣进空间里，把皮箱推回床底下。
白丽雅回到家，闩上门，把那三本日记摊在炕桌上。
她以前只是以为荀长林贪财，想不到他还好色，还弄出了人命。
这样的渣滓，多留一分钟，都是对公平道义的亵渎。
她找了几张信纸，铺在炕桌上，拧开钢笔。
第一封信写给和平公社党委。
她写得很快，字迹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。
把荀长林怎么勾结孙副县长倒卖化肥、柴油、棉花，
怎么指使苟长富、马德禄、盛天财干那些勾当，全写上了。
第二封信写给利得县委。
这回写得比第一封更细，哪年哪月，哪批化肥，
多少指标，经谁的手，卖给谁，钱怎么分的，全写上。
第三封信写给东红市人民信箱。
她把前两封的内容浓缩了一下，捡最要紧的写，
强奸女知青致其自杀，勾结倒卖国家物资，数额巨大，情节恶劣。
她把信折好，分别装进三个信封，写上地址。
又找了三块旧布，把三本日记分别包好，跟信捆在一起。
做完这些，她靠在炕被上，盯着房顶。
外头风停了，窗纸一动不动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她起来洗了把脸，把三个布包塞进挎包里，推门出去。
第一封信投在公社。
公社院子不大，门口有个邮箱，绿漆的，漆皮掉了好几块，露出底下的铁皮。
她站在邮箱前头，把第一个布包塞进去，
听见“咚”的一声，落到底了。
她没回头，转身往车站走。
第二封信投在县里。
县委门口也有个邮箱，比公社的大，新刷的绿漆，亮得晃眼。
她把第二个布包塞进去，这回没出声，软软地落在里头。
她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个邮箱，看了几秒，转身走了。
第三封信投在市里。
市委大院在解放路，门口两个石狮子，张着嘴。
邮箱镶在墙上，铁铸的，沉甸甸的，上头刻着“人民来信”四个字。
她把第三个布包塞进去，听见里头“哐当”一声，像是砸在铁皮底上。
她把手缩回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这下，就算荀长林背后有人撑腰，三封证据确凿的举报信，
也得弄得人尽皆知，把他钉得死死的。
